新药研发：变“串联”为“并联”

本报记者　王慧峰

    “过去几个月大家都在不计成本地投入付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几小时前，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丁胜还在和同事们讨论新冠肺炎真正的致死原因。他领导的两个机构的科学家团队即便春节期间也未曾离开实验室，全身心地投入到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研发中。

    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较量。从分离病毒到建立动物模型，从努力了解有关新冠病毒的全貌到寻找与之较量的科学方法……过去几个月里，新冠病毒“封锁”了世界，科学家们则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积极寻求破壁良方。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恐惧、焦虑、迷茫成为社会的集体情绪。这个时候，澄清谬误，传递科学、权威信息显得尤为重要。这几个月里，除了组织课题、协调各方讨论外，丁胜还做了自己“之前很少做的事情”———频繁在各大媒体上发声，面对从未见过的新型冠状病毒，用精准、专业、通俗的语言来释疑解惑，让真相战胜谣言、冷静战胜恐慌，和战胜病毒相比同样重要。这也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在实验室外的担当。

    有没有特效药？什么时候能研发出特效药？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科学家们最常被问到亦最难回答的问题。

    “新药研发没有捷径。”丁胜反复强调。一种新药从研发到最终获批上市一般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和10亿美元的投入，失败率高，所以风险很大。同样，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研发也是一套完整而严谨的科研体系，背后有其自身特定的科学规律和严密逻辑作为支撑。“根据目前的实验和临床实践来看，还没有什么神奇的特效药。未来累积的数据会更多，但我的基本判断仍然是短时期内不大可能出现特效药。”他说。

    没有特效药，疫苗被人们寄予厚望。从中国科学家首次向世界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到三款候选疫苗进入临床试验，两个多月的周期创造了人类抗击传染病历史的新纪录。丁胜介绍，为提升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进度，在临床前研究阶段，科研人员已经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方法。往常需要一步步串联的工作，很多都在“并联”推进。“这是前所未有的。”丁胜说。

    为提高成功率，我国疫苗研发并行推进5条技术路线，包括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丁胜表示，在安全有效的疫苗上市之前，很难判断哪条路线可能走到最后，甚至都无法保证一定能做出来。“新药和疫苗的研发过程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开始摸到的只是一个大象的一部分，在多次探索之后才会有更为全面的认知。这就是一个不断探索未知和反复纠错的过程。”在他看来，即便研发可能未达预期效果，至少能够积累经验，避免再走弯路。

    “疫苗作为一种应用于健康人的特殊产品，它的安全性是排在第一位的。”丁胜强调，这次应对新冠病毒虽然时间紧迫，但所有的程序一个都不能落下。既要安全，还要有效，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已经在不计成本加速和病毒角力，在时间的争取上已经做到了极致，但同时也要明白，新药研发的时间是无法无限加速的。”他说。

    新冠病毒来势汹汹，打得所有人措手不及。但在过去近20年里，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具有严重危害性的冠状病毒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反映出了我国和全球药物研发方面储备不够等问题。”在丁胜看来，经此一役，我们更要未雨绸缪。无论是广谱的抗病毒药，还是针对冠状病毒不同靶点的药物，都要进行储备，做足抵抗潜在重大疫情疾病的准备。

    丁胜认为，对于新冠肺炎这类公共卫生和重大传染性疾病，早期预备研发极为重要，“这就有赖于国家层面的中长期战略布局、统筹规划、资源合理分配以及可持续性研究投入”。他介绍，相较于常见疾病，由于患者数量、病情暴发存在阶段性等特点，药企对那些潜在的和有重大威胁的公共卫生领域疾病，往往因为缺乏商业动力而投入较少或无法长期投入。这就需要国家主导并充分发挥非营利性研发机构的作用，支持、储备药物研发，应对未来的风险。“我们今年面对的是新冠，以后可能会面对其他病毒。不能等发生了，再去看有没有可用的药物。”丁胜说。